抄家(重写“文革”故事。叙事从容、文字老辣、情节厚重、意境悠远。) mobi pdf azw3 夸克云 pdb 115盘 lrf 下载

《抄家》是作家南翔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集共包含十篇小说，围绕上世纪50至70年代人们在赣西、袁江、宣江火车站的日常生活，展开一系列的故事叙述，刻画当时各个阶层的人物，如《特工》里拥有众多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大舅、海外归来爱国的音乐教授，《甜蜜的盯梢》里为袁江生态忧心奔波的中学教师父亲，《我的一个日本徒儿》里坚守苦难爱情的采石工人张必梅，《无法告别的父亲》里的特派员、护士谭晓梅，《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的火车站工作者立志、知青珍珍、武装部政委儿子大卫，《伯父的遗愿》里的身居高位的伯父和学者周巍巍，《老兵》里的国名党老兵等，作者善于把琐碎的细节变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或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典型象征、折射当时的社会，或包含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态所有的人文精神，并通过这些人物张弛有度、平和深刻、细致真实地呈现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下放、张贴大字报等事件的真实场景。叙事从容、文字老辣、情节厚重、意境悠远、人物鲜明、想象丰沛。

我的亲历，然后文学

特工

甜蜜的盯梢

我的一个日本徒儿

抄家

无法告别的父亲

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

伯父的遗愿

老兵

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

1978年发现的借条

南翔小说的“现在时”

南翔，本名相南翔，教授，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绿皮车》等多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作家》等刊发表小说《绿皮车》、《老桂家的鱼》、《抄家》、《特工》、《甜蜜的盯梢》等百余篇，作品多次为《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作品在北京、上海、安徽、广东、江西等地获奖20多个，为《文学评论》、《读书》等报刊广泛评论，收入多种文学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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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方家驹的老婆就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乡下，那里有她们的一个远房亲戚；临走冷冷撂下一句话，我们还是离婚的好，不要坑了孩子！他烧好一暖瓶水，桌上摆放了咖啡与茶叶，以备来抄家的学生们自选，便洞开大门，在屋檐的藤椅上，背负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打瞌睡。朦胧中，还没将一个酸涩的梦把握真切，忽然听得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像是云霄中铿然而下的一条红色飘带，人就情不自禁觳觫起立。徐春燕居然带来一把小提琴，俏皮地夹在左下巴，还能左右摇头，一只马尾辫子喜鹊一般跳起来。她的左后方是大伟，大伟带了一个旗手，也是本班同学，举着一面鲜红为底，金黄刷漆的三个字：井冈山；她的右后手，是阿散，同样阵容，也是一个旗手，也是鲜红的一面兵团旗帜，只不过，仙人洞三个字，刷成了惊世骇俗的隶书黑体！阿散抢先发言道，方……老……驹，这当然不是口误，而是“当今世界殊”的时代，他不能把握是叫老师，还是直呼其名，结果就成了一个新旧合璧的“方老驹”！索性就再叫了一句，方老驹你不要惊奇，我们的仙人洞三个字为何印刷成了黑体，既然是洞，就不可能违背自然常识，弄成金光灿灿的黄色！说罢，朝井冈山投去不无轻蔑的一瞥。大伟当然不甘受辱，反驳道，把天生一个仙人洞的洞刷成黑色，我看就是别有用心！世上凡是黑色的，都是反动的，你看，黑五类，黑七月，黑帮……哪一样不反动？阿散刚要反驳，徐春燕举起小提琴挡在中间道，今天是叫你们来方老师家抄家的，不是叫你们来吵架的。说话间，两面旗子——井冈山和仙人洞，已经挑战一般，分插在屋檐两侧。远远的，有人探头探脑欲窥究竟，大伟嗓子憋住一口痰，重重朝外一唾，憧憧人影就像耗子一样逃遁了。毕竟，如火如荼的年代，因为凑热闹而无端贾祸者，不是二百五就是贼胆大！大伟和阿散分两边坐下，方家驹双手绞握，恭立在一旁，腰身弯成了四十五度，脖颈愈发显得瘦如仙鹤。燕子问道，方老师准备好了吗？方老师受宠若惊道，准备好了，请？燕子想了想，小提琴左手一指，让井冈山进了左边的书房查抄；右手一指，让仙人洞进了右边的卧室。她说，我看重点就是书房和卧室，客厅和厨房就由我来查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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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香港就读，与其说吸引我的是它的教室和教材，不如说是一个外在的氛围，是一个敞放的广纳人类文理知精华的环境，在那里接受到的资讯不是漂洗过后的通红或洁白，而是五色杂陈。

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说实在，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一些过来人心存过滤性怀旧，我都能理解。但要无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绎出一二细节来，以证其或必要合理，或庄严肃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仅与我的感受不吻一相信与大多数过来人的感受亦不合，还与“文革”过后国家痛定思痛的相关历史决议相悖。

面对死亡，以及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26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后人已经无从推测，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将熊大缜砸得脑浆迸裂…

我有些激动道，你的种姓不是婆罗门的话，也一定是刹帝利？不会是吠舍，更不会是首陀罗吧？你真相信种姓的区别是神的旨意，而且，永远不能僭越吗？

我以为我的咄咄逼人会使他不爽，生气；他没有，只是默想了一会儿，然后沉吟道，你的推断是有一些道理的，我只是想，文化的各种生成都是有它的起因与过程，作为一名学者，也许首要责任，不是判定它的是与非，而是，呈现它生成的原因…你觉得呢？我以为，印度的种姓，根植于它遥远的文化之中，中国的出身论不然，它的土壤跟印度不一样，它很浅表，却也很坚韧，像一种特别能吸取地下水的植物，生命力很顽强。你以为“文革”结束了，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出身就不起作用了吗？起码我看到的事物，不是这样的，现在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还有大学里面的学二代，不都有出身论的基因吗…

于“我”而言，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语出惊人的老兵，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身经百战、任何时候都衣着体面，身心受过重创但却始终风骨硬朗的国民党（远征军）老兵，不如说，他是一种象征，一个煤介，一点照进仓皇现实的微光。他眼神中的冷酷与提防，脸上的不屑与嘲讽，他残缺的身体和狡黠的头脑，在那个动辄划分成分、上纲上线，非友即敌、非黑即白，“文攻武卫”、指鹿为马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寒光凛冽、清峻异常。简言之，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异类，带着简单的清醒和自然的意志，对眼前发烧的集体的狂热运动，担忧之余，更多一份清醒的判读。在老兵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杆秤，要比社会强加于众人的那一把，要公平公正得多，而且，也极少会失衡。这样的人，任何历史浪潮都不足以淹没他，任何社会高压都难以根本改变他。但是，迫害却无从避免，道理很简单，用哲学家的话说：乱哄哄的稀里糊涂的大众永远无法容忍一个高傲的清醒者。用文学家的话说，则是：如果所有人都说皇帝穿了好看的新衣，唯有你说他是光着身子的，那么结果是你一定得死。

如果说自然界的荒诞是来源于物种自身的需求和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的话，那么，我的问题在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些荒诞难道也源于我们自身的需求和历史的规律么？

我们需求什么？历史的规律又是什么？

能否说，在那个被称作“十年浩劫”的年代，我们需要“运动”，需要“集体”，需要失控的“狂欢”来填补物质匮乏、信息闭塞、人性压抑的空虚？于是，我们也许就能勉为其难地解释，为何当某些执权柄者振臂一呼，民众就如同生理磁场受到干扰一般开始失去方向。

编辑推荐

 《抄家》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与人性深度的寓言。因为他对于历史的介入，已不是单纯讲述通常可以想象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体的内心与灵魂之中。我甚至认为，它称得上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剧本，可以由**的大师来导演，可以拍出与《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一类电影相媲美的杰作。

媒体评论

1. 以《抄家》为例，我以为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与人性深度的寓言。因为他对于历史的介入，已不是单纯讲述通常可以想象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体的内心与灵魂之中。我甚至认为，它称得上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剧本，可以由**的大师来导演，可以拍出与《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一类电影相媲美的杰作。——张清华（著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抄家》重写文革故事，这样的角度初读之下，肯定让人疑惑，这与坚持“启蒙”理念的控诉性的主流文革叙事有所差距，细读下去，就理解南翔的用心，他能在沉重悲戚的文革叙事中，劈开多条自己的小小路径。他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看似波澜不惊，却能扣人心弦……南翔的小说创作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握住生活的实在，让人感受到生活存在的那种质地，感受到他的艺术品格。——陈晓明（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抄家》有着奇妙的构思，方家驹为了避免过多伤害，找来自己的学生上门抄家，以图蒙混过关。不料两个学生分属不同的战斗队，抄起家来相互攀比和较劲，结果把母亲藏在鞋底的金戒指，自己借人未还的线装本《金瓶梅》以及父亲服务美国第七舰队的委任书等，都一一抄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一发不可收拾，终致妻离子散的方家驹杳然不知所踪。这篇小说，侧写“文革”，实写大历史中的人物之浮沉。——白烨（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前言

《抄家》这个集子收入了我近三四年创作的十个“文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或者说，十个小说皆具有“文

　　革”元素。“文革”题材，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翼，与知青题材、改革题材、生态题材、底层题材等等一样，都是大学乃至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这十个中篇，写得很慢，也比较用心，陆续刊发在《时代文学》、《山花》、《天涯》、《作家》、《钟山》、《中国作家》以及《财新周刊》等杂志，发表之后，部分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现在收束一集，有利于此类题材的爱好者、阅读者与研究者找寻。犹记得2014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来自社科院、北大、北师大等教授、学者召一起研讨我的小说集《绿皮车》，这个小说集包括了我近年创作的文革/历史、环保/生态、底层/弱势三个维度，会后，一位教授走到我跟前说：南翔，你写的相关弱势与情感题材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固然非常好，但是其他青年作家也可能写；类似于《抄家》这样的小说，就不一样了，别人写出来也未必是你这个样子，经历与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这位教授在之后的评论中，激赏《抄家》一篇，词语剀切，寄意深厚。这使我在会后又陆续写了四篇，计六七万字，加上以往写的六篇，总其成并以其中的短篇《抄家》名之。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革”肇始，临

　　近小学毕业，那一片雷霆万钧、红浪翻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人或为鱼鳖”……有很多难以泯灭的场景与细节记忆。其中部分写入我的散文随笔，更多的素材进入了我的小说母题。*初触发写这个系列的动机，与其说来自亲历，毋宁说来自现实生活的一种警醒与召唤，犹记得七八年前，在一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因见她做的是知青题材作品研究，信口问道：你知道所谓的“四人帮”是哪些人吗？她想了一两分钟之后勉强回答：林彪。如此回答有如敲了我一闷棍，令人目瞪口呆！即使她不是我指导的学生——我只是答辩小组之一员，依然感到双肩如负，汗涔涔下。这使我想起1990年代，甫出国门，到吉隆坡一个华文书店闲逛，一位华裔小伙子问：中国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如果说彼国后生晚辈，对或许从未踏足过的故国历史懵然无知，尚不足为奇，一个以“文革”中的重要群体——知青及其文学表达为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对那一段重要历史的基本符号也懵然无知，那就不是以个案可以遮蔽过去的。“文革”首尾十年，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等学科角度加以阐释，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生发；十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或者前后加上准备期、终结期等多个阶段来分析，当然也可以从文学的场景、人物、故事与细节等不同棱面来感受。文学或许更乐意从一个家庭、一个画面，一个波折来切入主题，它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却也可能以一当十，一石数鸟；它或许似是而非，南辕北辙，却也可能歪打正着、一箭中的。比较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宏阔视野，文学的“文革”书写，是一础一石的安放，一枝一叶的添加，一溪一涧的流淌。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浩汤汤、横扫一切、玉石俱焚、毁坏无算、愁云惨雾，天怨人怒……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负帕累托”，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获益，全国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丝毫好处。相反，失学、失业（下放是一种变相失业）、贫困、祸从口出、动辄得咎、落井下石、以邻为壑、指鹿为马、公义沦丧、国民性大倒退、肉体或精神受到打击摧残者不计其数。我想说，“文革”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同时又有它每项具体内容的揉捏、抻拉、“锤炼”与“发明创造”。它的符号性表现非常之多，给我印象较深的如下：抄家、批斗（打人）、游街（示众）、出身论、株连、关押（拘禁）、管、杀、武斗、自杀、莫须有……等等。以我的一孔之见简单缕述如下：一、抄家。抄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特色，也是古代官场的一个病理标本。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有一个抄检大观园事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半部中*重要、*突出也*复杂的情节，就是在整个八十回书中，也是描写得*为精彩、*为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之一。从事件的规模、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卷入这一斗争的人数之多、以至这一事件意义的深刻性和所达到的典型化程度来说，恐怕只有“宝玉挨打”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脂砚斋在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扫荡怡红院之后，有一双行夹批，点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若无此一番更变（按：指抄检大观园）下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情理。”嘉庆年间和珅被革职随即抄家，抄没的金银财宝，房屋田地，难以统计，乃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文革”时期并无巨贪大富，所抄家者上至各级官员，下到普通百姓，无论出身好坏，盖难幸免者伙矣！这样的抄家规模，放眼古今世界，罕有其匹。有一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便被挡在门外，家里正被一群工宣队员翻抄。那时候我的七口之家连一张床都没有，睡觉是铺板搁在两条长凳上，仅有一间住房，翻抄出来*多的东西是棕绳，一团一团地丢在促狭的房子中间——那是我父母从广东调到江西，搬家捆绑日常生活用品之需。抄家是一个人的清白遭受怀疑之后叠加的一种羞辱，邻居的围观、同事的冷眼以及同学的惊诧，不可能不带来沉重的心灵打击。偶与左右同龄人谈起，不少都有抄家经历。深圳一位中年女子给我微信说：“抄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

　　深刻的阴影，当时对什么都恐惧万分！一次是抄我家，一次是抄我舅公家……”窃以为，“抄家”作为“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符号，值得深入调查、归集与研究。二、批斗（打人）。一个家被抄之后，且不管抄没抄到值钱之物、“反动”证据以及任何可疑的东西，距其主人挨批斗包括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文革”之初，挨斗*多的一是当权派，二是教师（所谓“黑帮”），三是四类分子。我的一位小学教师嵇老师，出身不好，被斗被打

　　次数很多，头脸总是被打得乌青。后来下放在客运段当守车车长，“文革”中后期令他返校继续教书，或许是当初被批斗触及皮肉与灵魂的印象太深，坚决不肯“归队”，上面停发工资，依然“不折不从”。抗命的结果是他赢了，终老在车长的岗位上。不知是否受他影响，我1970年代在铁路当工人，六七年之后，宜春车站子弟学校缺教师，南昌分局政治部一纸命令到车站，让我去学校教书，我也“不折不从”，一直拒看那张调令。直到接到1978

　　级高考录取通知书，走人。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一教逾30载，那是人走形势，大局变了。当年我的父亲挨批斗，

　　并无群众组织通知，只是当日有一纸勒令贴在场（厂）门口，自家派人去看。我十二三岁之时，就充当看“勒令”

　　的耳报神角色。犹记得雪天阴冷，我在场门口逡巡，看到没有父亲挨斗的通知便兴高采烈，如有，便心事重重，回家路上步履滞重。每次批斗会无论批斗任何人，没有一次说被斗者老实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如林的臂膀与“不老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浪中结束，有时也难免拳脚交加。我父亲被逼无奈，曾向大人孩子表达一死的意愿，是母亲的呵斥与毅然上台陪斗，挽救了他赴死的决心，那一幕，令我耿耿难忘，此细节后来写入散文《父亲后来的日子》。三、游街（示众）。如果说，“文革”之初的游街（示众）以当权派居多，后来就不拘一格了，举凡四类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出身不好的人，讲了“反动”言论或被怀疑写了“反动标语”的人，通奸者……都在游街（示众）之列。封建社会有带着枷锁或关在木笼子里游街（示众）的，方便路人扔石头或臭鸡蛋。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便是看到一位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站在左右的同胞，虽一样是强壮的体格，

　　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语）先生在天之灵要问的是，百年而后，国人的精神得到有效疗救了吗？游街（示众）较之抄家等，羞辱的色彩更浓，搞臭的成分更重，现如今影视发达、互联网普及，示众有了更宽泛的平台搭建。稍不留意，我们就发现，与过去习惯的神憎鬼厌的那一套互相勾兑，易；与人人向往的看似呼之欲出的现代文明彼此握手，难！四、出身论。可以说，上个世纪的偌许年，出身的魔咒是千万个家庭的梦魇，于“文革”十年为烈，遂有遇罗克惊天动地的《出身论》。遇罗克父母皆“右派”，他便烙上了“黑五类”的钤印，高三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三次高考均不被录取，24岁那年恰逢1966年，他有《出身论》发表，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决。我们在小地方，距离这种思想先驱很远，遭遇的出身窘迫却无远弗届。我的一位同学成绩全校拔尖，因为出身不好，竟至初中毕业不允许上高中（次年形势略有缓解，才允续读）。我父亲所在的铁路企业，当年陆续下放而来的“黑五类”，连简单家属住房也不敷分配，一律租住在附近农家。他们的孩子眼里流露的永远是卑怯，凡是当兵、招工等好事均与之绝缘。我的祖父1939年即病故，我的父亲17岁因家乡沦陷而外逃此后一直未归，我却还得随祖父填报地主出身。所幸我父亲是铁路职员，且是中共党员，我得以在十六七岁招工进了铁路——虽然是一名装卸工，也要讲出身！此后集体**本上一直改不掉的地主出身，成了心头挥之难去之羞与痛。直到“文革”结束，从此一应表格，逐渐淡出了

　　“家庭成分”一栏，心头重负，方始卸下。尤难忘记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放映印度电影《流浪者》，这部电影讴歌坚贞不屈的爱情同时，批判了“血统论”——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的是这样一种哲学：“好人的儿子一定是好人；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此时距离“血统论”荼毒天下的“文革”划上句号不远，举国各地受“家庭出身”戕害多年的青年人在电影院，在异国他乡摄制的一部寻常电影中，找到了思想的共振频率，情绪的宣泄出口。用街谈巷议、热泪盈眶、一票难求形容当时的观影盛况，并未为过。五、株连。株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十分突出，代

　　有承传。早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早记载。株连九族的血腥之案，史不绝书，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族”者，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居然长盛不衰，使得后代很多法律史学家为之困扰、难过与不解。“文革”的株连，主要体现在，亲属之中有所谓“关管杀”者、出身不好者，必定在“族”中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影响的远近深浅，需要社会学家写一本大书条分缕析才够出彩。我的大姐1968年高中毕业奔赴建设兵团，后来在单位找了一个对象，当我哥哥得知我们未来的姐夫有一个亲戚在台湾之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几乎到了姐弟反目的地步。我母亲的大弟弟亦即我的大舅舅1949年之前才20左右，被湖南汨罗老家的一个国军团长带去了台湾，我们姐弟五人将这一“重大隐情”牢牢藏匿，在填不完的表格的“海外关系”一栏中，是永远的空白——那是生活履历多有一段空白才多有一点安全的年月。不仅在台湾的大舅舅不填，连近在湖南汨罗的小舅舅也不填，但凡出身不好，权当没有这个亲戚**，以免受累。六、关、管、杀。那时候填写履历表，有三栏*是醒目：一是家庭成分，二是海外关系，三是亲属中有无关管杀人员。关即关押、劳改；管即管制劳动；杀即判死。亲属或亲戚中，如果有这三类人员，避之唯恐不及。不然，招工、升学、调迁以及婚恋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根据“文革”时期颁布的《公安六条》，除了地富反坏右，“关管杀”子女也一律不允许参加“文革”，一旦发现，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候，“文革”头四五年，街镇上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批白纸黑字的布告挨个儿张贴，一贴就是一大排。凡有被枪毙的角色，布告当中就是一把触目惊心的大红叉，引起路人踮脚引颈观看。那时候被枪毙者的罪名以“现行反革命”居多，“反革命罪”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被取消。我印象*深的一条罪名，也是在偌多布告中出现频率**的罪名：“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是个筐，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往里装。1979年第5期《诗刊》刊出骆耕野的《不满》，既石破天惊又振聋发聩：……谁说不满就是异端/谁说不满就是背叛/是涌浪，怎能容忍山涧的狭窄/是雏鹰，岂肯安于卵壁的黑暗/不满：激扬着对海洋的神往哟/不满：苏生着对蓝天的渴念……哥伦布不满铅印的海图/才发现了大洋的彼岸/哥白尼不满神圣的《圣经》/才揭开了宇宙的奇观/开普勒不满“日心说”才去发展真理/亚里斯多德不满柏拉图才能“青出于蓝”……这样的诗歌从那个幽暗压抑的时空隧道磅礴而来，非亲历者，难以体会骤见阳光的喜极而泣。七、武斗。“文革”中的武斗，主要在1966年底到1967年，那时我年纪尚小，见识不多。武斗**枪发声上海，迅速响遍全国，*厉害的有四川、广西等省。四川三线兵工厂多，不仅枪弹处处，装甲车与坦克也上街了。但见那时“兵团”林立，两派互相攻讦，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兵团”，也会为“誓死捍卫”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有三件事情因为目睹，可以一记，一是某日下午，小镇的某造反派组织手持梭镖大刀、小口径步枪，将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特快列车截停，押至后山采石场的专运线挨个搜检旅客；后传出有可疑旅客被带走，生死不详。二是某日武斗枪响，母亲催促我们卧在墙根，免得被流弹击中；果然“战事”结束之后，得知本单位张家儿子，在油菜地里奔跑被枪弹击中当场殒命。三是，我当年去萍乡铁路医院看脚伤，顺道去了市区街心的公园。那天下午，残阳晚照，一片冷清，但见公园里成片成片都是（武斗而死）红卫兵的坟冢。大约半年之后再去，坟冢已悉数铲平，荡然不存，一切无谓牺牲的青春，被新植的绿树抹得一干二净。当年听到令人血脉偾张的例子是，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用血肉之躯奋堵机枪眼，远近闻名，这显然是从上甘岭战士黄继光的英雄壮举中得到的启发。为“誓死捍卫”云云，五中红卫兵到底死了多少人？全国各地的武斗，红卫兵及其形形色色的派别组织一共死了多少人？没人统计，抑或，无法统计。

　　八、自杀。在百度中检索“文革中的自杀”，会跳出一个长长的页面，长长的名单，但主要是名人：教授、作

　　家、科学家等学者及学术权威。名人影响大，后人给予的凭吊、叹惋与同情更多。其实，“文革”自杀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以我所在的赣西一个四等小站彬江为例，当时只有十几名员工，便有三人死于自杀：一跳河、一投井、一上吊。赵先生是车站货运员，他的死给我印象*深，因为他家与我母亲家是湖南汨罗老乡，平时走动较多。小站货运员赵先生的自杀，现在看来理由很是不充分。记忆中，“文革”才刚开始不久，平时放电影的俱乐部成为批斗主战场还不多久，赵先生出身不错，却有一个历史污点——国民党员，按当时批斗对象，属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类，俱乐部开始有了批斗会，还没有轮到他呢，他就被那个阵仗吓得跳了袁河！我们后来跑去河边看，他跳河之前抽了不少烟，草滩上散落一地烟头，可见跳河之前内心颇为挣扎。他的遗体打捞上来，搁置在车站屋檐下，覆上棺盖的时刻，孤儿寡母哭天抢地扑上去，令人动容。死者已矣，难的是生者。赵家有四女一男，皆小，赵母是家属工，平时端赖赵先生一个人的工薪维持生计。如今顶梁柱没了，家中生活捉襟见肘，赵母所幸会踩缝纫机，左邻右舍地接些衣料做裁缝。但见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黑黢黢的屋中，一天到晚，踏机声不曾稍懈。经此打击，一个家从此了无生气，**的儿子后来也因犯事入狱，几年后出来，自是没有正式工作。“文革”中被处决的人多，还是自杀的人多？学界看法不一。对这一类数字，历史*是暧昧不明。九、莫须有。“文革”绵延十年，罪名甚多，有好事者巨细无遗地予以罗列，至少几十种。然一言以蔽之：莫须有。这才会有“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主政中组部期间，推倒如山的冤案，上至国家主席，下达贩夫走卒，几乎一风吹。这一方面，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记载详实，令人不忍多看。记得曾见一份法制报刊报道：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领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足见其思想反动，从而被处以管制劳动三年。我在宜春火车站经历的两个例子，亦可佐证，那个时代定人以罪，随便得如同儿戏。大约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有一个运动，叫“一学三批五大讲”，这种数字填空游戏，因为时代久远已经不复记忆，具体内容则是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凡是所谓自我教育运动，在基层都不易搞起。很快的，南昌铁路分局派下工作组，组织调查发动，这样车站就不能不重视。某次车站干部会议，我担任秘书记录。与会人员不多，除了分局工作组一二成员，站长、总支书记，另有装卸、货运、客运与运转四个车间的主任出席。会上提交了车站两个员工的材料，一个是扳道工X，他在车站对面的煤炭装卸场附近有一处平房，大约三四间。据调查有一部分X拿出来常年租赁，租赁对象是一拨短途贩卖者，贩卖甘蔗等农副产品。那时候，租赁房屋构成投机倒把，这个材料经七八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定X为坏分子，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上，此其一；调离扳道工岗职，派去看守道口——这就是道口工低于扳道工的意思了，此其二；如果说前两点对子女众多、家境维艰的X还没有构成太大打击的话，第三点就比较要紧了：罚没所有租赁所得，考虑到X一时交不出来，计月扣除。我当时“以工代干”，在总务室帮助老王头造工资表，每月发工资，X都要在我俩面前诉苦，原本才四五十元钱一个月，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一大家人顿时陷入愁苦。以后很长时间，但凡取工资，我眼前都会浮现X那张苦皱如杉树皮的脸。另一个受到处理的是货运员Z，他的老婆常年在老家上海，Z只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夫妻分居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一年只有十来天鹊桥相会，尽管有悖人伦，却契合革命伦理。Z没有把持得住，某日给另外一个分居的女职工写了一封求爱信。这名女职工的丈夫因为是四类分子，在两站之遥的铁路采石场劳动改造；她与Z同住一个筒子楼，隔里隔壁，朝夕相见，旷夫如Z不免产生单相思。求爱信写在一张练习本撕下的页面上，毫无花前月下的甜言，相反因赤裸裸而显得粗俗，譬如开篇就是这样的句子：“久忆隔墙黑牡丹，近日更加挂心怀”。女职工不假犹豫地上交了Z的挑逗信，单位随即存入Z的档案，恰遇“一学三批五大讲”，该信呈“堂”证供。讨论Z的处理，不像X的问题那么干脆利落，有人建议判处徒刑，又为该判多少年争执。*后还是工作组“掌握政策”，或许认为写了一封求爱信获刑稍嫌太过，遂定性与X一样：坏分子。这两个人的罪名及处罚，应是随着“文革”的很快结束得到了解脱，人命危浅，人格卑微，人性混沌的图式，却由之可见一斑。以上算是亲历过，在在都是底层、小民与直观的印象，发乎为文，未必就比没有亲历过的人书写得更好，毕

　　竟小说是一种虚构为主的文体。况且，较之我认识的一些智慧长者以及阅读过的一些厚重纪实，我等“文革”发动之时，只能算红小兵的经历，殊难望其项背。饶是如此，依然对那一场贯穿我儿时至青春期的运动耿耿难忘，并期冀有更多的过来人，加入虚构与非虚构的“回忆性书写”。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二十多年前说的一句话，亦令我不能忘怀：这样的大事，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不知道要生产出多少文学巨著与电影大片来深刻演绎！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说实在，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导致底层群体对“文革”充满浪漫想象，一些过来人心存过滤性怀旧，我都能理解。但要无端地美化它，或者抽绎出一二细节来，以证其或必要合理，或庄严肃穆，或“就是好，就是好”，不仅与我的感受不吻——相信与大多数过来人的感受亦不合，还与“文革”过后国家痛定思痛的相关历史决议相悖。生活因了酸甜苦辣，更显丰富；相较于生活，文学无

　　疑更自由、洒脱、跌宕、审美。为让学生辈不仅仅迷恋“小时代”，亦对师长辈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与评说，特

　　将我的80后学生赖佛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殿为后记。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书籍介绍

《抄家》是作家南翔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集共包含十篇小说，围绕上世纪50至70年代人们在赣西、袁江、宣江火车站的日常生活，展开一系列的故事叙述，刻画当时各个阶层的人物，如《特工》里拥有众多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大舅、海外归来爱国的音乐教授，《甜蜜的盯梢》里为袁江生态忧心奔波的中学教师父亲，《我的一个日本徒儿》里坚守苦难爱情的采石工人张必梅，《无法告别的父亲》里的特派员、护士谭晓梅，《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的火车站工作者立志、知青珍珍、武装部政委儿子大卫，《伯父的遗愿》里的身居高位的伯父和学者周巍巍，《老兵》里的国名党老兵等，作者善于把琐碎的细节变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或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典型象征、折射当时的社会，或包含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态所有的人文精神，并通过这些人物张弛有度、平和深刻、细致真实地呈现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下放、张贴大字报等事件的真实场景。叙事从容、文字老辣、情节厚重、意境悠远、人物鲜明、想象丰沛。

《抄家》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与人性深度的寓言。因为他对于历史的介入，已不是单纯讲述通常可以想象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体的内心与灵魂之中。我甚至认为，它称得上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剧本，可以由顶级的大师来导演，可以拍出与《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一类电影相媲美的杰作。